下章

，还是我们钱家爷爷手里传下来的，几十年的老店，要搬，谈何容易。”

    迁既不可，住又难安，钱姚氏声泪俱下地追述钱坦生前所遭遇的困境，但不曾提到杨家用人情软逼的情形，这当然有着回护的意味在内，但并不影响案情，问官已经可以毫无疑义地判断：钱坦是在刘锡彤授意，陈湖与沈彩泉架弄之下，作了子虚乌有的伪证，坐实了杨乃武与小白菜为求免除刑罚之苦而自诬的伪供，变成不易推翻的“铁案”。

    听罢司官的陈述，桑春荣问道：“葛品莲到底是怎么死的呢？”

    “唯一的疑问，就在这里。”翁曾桂答说，“卖砒之说，既是无中生有，看起来是病死的。”

    “病死又有什么佐证？什么病？得病的经过如何？医生如何诊断？语焉不详，何以复奏？”

    “是！”翁曾桂看一看林拱枢与刚毅，从眼色中又一次征得了同意，方始答说，“司官已经商量过了，案子问到这里，无可再问。上谕指明‘须彻底根究’，所以只有请旨：第一，余杭县应该到案；第二，尸棺应该提进京来复验。”

    话未说完，桑春荣已大为摇头，“这样子办，太离奇了！”他说，“将来会搞得没法收场！”

    三人一听这话，大为诧异。刚毅忍不住开口：“大人的意思，不大容易明白。”

    “你不明白？”桑春荣老气横秋地说，“将来要你坐上了我这个位子，就明白了！办案不能任性胡闹，你们说要余杭县到案，将来是不是还要杭州府、浙江巡抚、学政也到案？案子不是余杭县一个人定下来的，前后几次审问，结果都是一样，就都有责任，不能光传余杭县一个人到案。”

    话倒也有些道理，可是刚毅年轻气盛，而且身为旗人，自觉不必太迁就汉官，所以脱口相答：“果然有此必要，就让杭州府、浙江巡抚、学政到案，亦无不可。”

    这是公然顶撞，桑春荣勃然色变，但毕竟忍了下来，冷笑一声答说：“像这样的情形，倒还没有听说过。这要请旨！你想，上头会不顾体统吗？”

    刚毅还想争辩，林拱枢抢在前面说道：“让余杭县到案，也是为了作证。其实也不光是余杭县，主要的是要传他的门丁沈彩泉，跟余杭县的生员陈湖，到案讯问指使钱坦承认卖砒的情形。这一层情节，只有刘锡彤一个人该负责；自知府以上，并无责任可言，亦就谈不到应该到案不到案了！”

    这番辨析，针对桑春荣的话而来，理由充足，不易驳倒。桑春荣便略而不谈，只说：“刑部提尸棺到京复验，可有前例？”

    “这要查！”翁曾桂答说。

    “那就先查清楚了，若无前例可援，根本不必考虑。你们要知道，恶例不可开，一开了这个例，后人受累无穷。切记！切记！”

    一顿官腔，将承审的司官打了回去。刚毅愤愤不平，当天就到档房里去查案，希望找出可援之例。

    刑部档案归书办管理，司官无从查起，如果要想知道某案的处理经过，或者某案某项处理办法，过去有无成例，须向书办查询。客客气气打交道，书办亦不致刁难；倘或摆出司官架子，书办回一句：“没有这样的案子！”或者故意胡说一起，往往无奈其何。至于直接到档房查案，更犯大忌，到头来一定自讨没趣。

    刚毅的性情，约略如其名字，自负熟谙律例，平时对书办的词色颇为严峻。这天走到档房，开口便说：

    “你把嘉庆戊辰年，江宁候补知县李毓昌到山阳令查案被谋杀的全案，调出来我看！”

    “嘉庆戊辰年？”书办扳着手指算了一下，“快七十年了！哪里去找？”

    “有年份，有地方，有案由，怎么会找不到？”

    “不错！不会找不到，不过一下子找不到。”

    “那得多少时候？”

    “刚老爷，你倒想想看，天下十八省，一年有多少案子报部？一年一年积下来，一件一件检起来，起码也得一年半载才有下落。”

    “瞎说八道！”刚毅厉声喝道，“别位老爷听你们摆布，我可不吃你们那一套，你把门开开，我自己找。”

    “那再好都没有。”书办前倨而后恭，“刚老爷请你费神，自己来找！”

    刚毅心中得意，此辈敬酒不吃吃罚酒，不必跟他们客气。这样一面想，一面跟着书办到了贮存案卷的档库，开锁推门，一股霉烂气味，扑鼻而至。屏气往里看去，一排一排的木架，高接天花板；地下灰尘积得极厚，一踩上去，好深的一个靴子印。

    “哪一架是嘉庆戊辰年的？”

    “顶里面。”

    其时七月天气，秋老虎正厉害，刚毅走进这门窗紧闭、灰尘弥漫的档库，汗下如雨，湿透了小褂子，心里倒有些懊恼，不该自讨苦吃。但既来之，则安之，唯有硬着头皮往里走。

    “戊辰是嘉庆十三年。”书办指着一个架子说，“嘉庆十一年到十五年的档案都在这里。刚老爷，你要找哪一省的？”

    “两江的。”

    “两江的在顶上。”

    语声甫落，书办已用一枚长竹竿往架子顶层上伸过去。一搭一拉，砰然大响，一大包档案掉了下来，寸许厚的灰尘，飞成一道浓密的烟幕。那书办是有防备的，很快地闪在另一个架子后面。刚毅却搞惨了，满头满脸的灰，沾住汗水，成了一个泥人。

    这个哑巴亏吃得不小。刚毅忍气吞声，知难而退。到底是说了许多好话，才由书办找到他要找的一套档案，那已是三天以后的事了。

    又花了几乎三天的工夫，刚毅才将这件案子的首尾曲折弄清楚。事起于嘉庆十三年，因为运河失修，堤防崩坏，淮阳发生大水灾，朝廷特拨巨款办赈。事后有人密告淮安府山阳县知县王伸汉侵冒赈款，两江总督铁保便派了一名委员下去密查。

    这名委员是个候补知县，名叫李毓昌，山东即墨人。奉到委札，随带三名仆人到了淮安，不受当地招待，借住在寺院中。依照赈户名册，遍历各乡，逐户访问，查出许多弊端，或者浮开赈户，或者以少报多，贪污的情节相当严重。

    山阳县的知县王伸汉，见此光景，大起恐慌。他有个听差叫包祥，李毓昌有个听差叫李祥，两祥是好朋友，所以王伸汉通过包祥的关系，由李祥手中得到一本李毓昌笔记的抄本，上面细载查获的种种弊端。

    如果李毓昌据实复命，王伸汉立刻便有家破人亡的祸事。

    于是王伸汉将李祥找了来，托他去探查口气，如果李毓昌志在索贿，则进一步问一问，要几何数目，方餍所欲？结果是等李祥刚一开口，李毓昌便峻然训斥。口风严紧，点水都泼不进去。

    王伸汉得报大惧，以重金买通了李祥弑主。十一月初，李毓昌事毕回江宁，王伸汉为他置酒饯行，薄醉而归，口渴要茶，发觉气味有异，当然要追问缘故。事机败露，李祥露出狰狞面目，与另一名同事马连升，将那碗有毒的茶，硬灌入主人口中。

    不消片刻，李毓昌一阵抽搐，七窍流血，仆地而死。李祥及马连升，将他脸上的血迹擦干净，合力举起尸首，作成悬梁自尽的姿态，然后连夜赶到山阳县去报案。

    王伸汉心中有数，第二天一大早便带人去相验，随即买了一口棺材，匆匆盛殓，暂寄原处，然后备了一角公文报到府里，说是检验结果，“委系自缢”；又说传询李毓昌仆人，都道主人时有厌世之语，作为解释李毓昌无故自尽的原因。

    过了十二天，李毓昌的一个叔叔李泰清到了山阳。他是应胞侄之约，特地来叙亲情的。一到才知叔侄已是幽明异路，便去看王伸汉，询问死状。

    “是上吊死的。”王伸汉答说，“我亲自验过，不错！”

    “听差呢？”李泰清问，“舍侄写信告诉我，一共带了三个听差。”

    “那可不知道，大概都走散了吧！”

    李泰清无奈，只有设法盘灵回乡。王伸汉送了他一百两银子，又说，“死者已矣！入土为安。”劝他妥为李毓昌安葬。灵柩到了即墨，已在年底，当然不是安葬的时候，暂时寄存在城外。李家亲友，都觉得死因可疑，但是谁也无从着手去探索真相。直到有一天李毓昌的遗孀收拾丈夫的遗物，才发现一条线索。

    原来李毓昌生前所穿的一件深蓝湖绉面子的羊皮袍，襟领之间，微显异色，入水浣濯，水成红色，再细嗅色异之处，是一股血腥味，足以证明衣服沾了血迹。于是李太太奔告李泰清，此人是个武秀才，做事很鲁莽，但亦很有魄力，决定自己先开棺检查。

    开棺一看，尸首因为正值隆冬，而且时间不久，毫未腐烂，但脸上却涂了石灰，胸前摆一面小铜镜，还有一道朱书的符录。

    再细看时，指尖发青，身上心腹之间，亦然如此。剥去脸上的石灰，是一张可怖的青脸。这一下，便都明白了，李毓昌确是死于非命。脸涂石灰，并非为了遮掩异色，只因为石灰可以收燥，借以吸收七窍所流的血水。而铜镜符录，无疑地是一种镇厌，以防冤魂化为厉鬼，去向凶手索命报仇。

    然则凶手是谁呢？李泰清唯有告到当官，请求昭雪。于是山东巡抚古纶，行文两江总督衙门，而王伸汉已经得到消息，筹集了一大笔现款，从淮安府一直打点到江宁。又因为江苏巡抚亦算本省长官，而全省钱谷虽分隶江宁、江苏两藩司，但全省刑名统归江苏臬司所管，所以苏州的两个大衙门，“烧香”亦要烧到。这一来，纵非倾家荡产，而悖入悖出，在山阳县贪冒赈款所得，亦花得差不多了。

    如俗语所说的“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李泰清的呈控，在江苏只落得一个毫无结果。王伸汉自然无事，追缉恶仆，亦不过一纸具文而已。

    于是李家决定京控。由李泰清以死者胞叔的身份作原告，在都察院进了一张状子。此不比寻常命案，而是职官奉委查案而遇害，即使死者家属不出面呈诉，地方大吏亦当自动查办。如今江苏方面竟是采取不了了之的态度，足见失职。所以上谕下来，一反交本省复审的常例，改派山东巡抚吉纶“提李毓昌尸棺，详检具奏，原告李泰清发交山东备质”。

    王伸汉当然又要到济南去打点。可是，这一次不同了！开棺复检之日，山东巡抚、藩司、臬司，尽皆到场。首府办差，挑了最好的仵作下手。先用水银洗刷尸首，已是遍体青黑，毒伤显然；再剖解尸身，剔出骨骼，上笼蒸过，只见两面肋骨与肩上两块锁子骨，其黑如墨。李毓昌乃是被毒而死，确凿无疑。

    古纶奉到的上谕是，“详检具奏”，至此任务完成，只须复奏，至于审问是刑部的事。复奏到京，奉旨提全案人犯进京，交刑部审问，李毓昌的沉冤，终于得雪。案内人犯，定罪甚重：李祥，凌迟处死，并派刑部司官押解他到山东，在李毓昌的坟前，先上夹棍受活罪，然后处死，摘心致祭。包祥、马连升及王伸汉斩决。淮安知府王毂包庇罪重，判了绞刑。两江总督铁保革职，充军乌鲁木齐。江苏巡抚汪日章，以及江宁藩司、江苏臬司亦都丢了纱帽。

    可是看完全案，刚毅却大为失望：他的记忆有一处失真，而失真的这一处，在他恰恰是顶要紧的一部分——李毓昌被毒一案，虽由部审，但未提棺到京，无例可援，如之奈何？

    细细想去，虽无提棺到京的成例，但复检一层，却可比附陈词，很有一番理由可论。于是跟翁曾桂与林拱枢去谈，彼此意见相同，约齐了去见桑春荣。

    陈述了案情，刚毅提出他的意见，“此案的真相大白，就因为开棺复检之故。”他问，“如今葛品莲一案，死因既然不明，岂不是也要开棺复检？”

    桑春荣最近刚接到杨昌濬的一份礼，四色浙江的土产以外，另有“冰敬”，是有“财神”之称的胡雪岩所开阜康钱庄的一张银票，纹银一千两整。看这笔重礼面上，必得设法维持原案，所以听完刚毅的话，大摇其头，只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何谓此一时，彼一时？”刚毅立即追问。

    身为尚书，在司官咄咄逼人的气势之下，自觉难堪。如果没有理由驳他，面子上下不去。这样一急，倒急出一番话来，“你谈的那件案子，时间是在冬天，为时不久，所以开棺详检，有点用处。这一案呢，历时三年，尸体早腐，情形不同。”他得意地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道理在此！”

    “尸体虽腐，骸骨犹在，不愁检验不出。”

    “这话也很有理，”桑春荣只好用强词来夺他的理了，“如果检验不出结果呢？”

    “不会检验不出。果然中了毒，骨头会发黑！”

    “不然，不然！”桑春荣定定神说，“那李毓昌，当时为恶仆强灌毒药，即时七窍流血，倒地而亡，中毒极深，历时未久，所以检验得出。照葛品莲的死状，如果中毒，毒亦不重；时久毒消，倘或检验不出一个结果，事情反倒僵了，所以如今还是严穷砒毒为是。”

    “就因为砒毒并无来历——”

    “不，不！”桑春荣打断他的话说，“药店卖毒药有罪，所以不肯承认。你还是要从正犯上去追究，譬如杨乃武跟葛毕氏的奸情，至今并未审出详细情形。这一层，交代不过去。”

    “回大人的话，律无指奸明文。”

    “不是要你指奸！”桑春荣怫然不悦，“你倒去问问浙江的京官看，谁都知道杨乃武与葛毕氏明来暗往，并非一日。杀机往往起于奸情，你们从这一层上头，仔细去审，一定可以审出一点什么来！”

    见他这样执持己见，翁曾桂料知其中必有缘故，再争无益，便扯一扯刚毅的袖子，暗示他暂且歇手，另作道理。

    刚毅性情褊急，偏不肯罢休，“大人，”他说，“要追究砒毒，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必得到案。”

    “噢，”桑春荣问，“谁啊？”

    “刘锡彤的门丁沈彩泉。”

    “此人有何关系？”

    于是刚毅从厚厚几大叠的杨、葛全案中，找出仵作沈祥的供词，提高声音，念了一遍，然后指出应传沈彩泉到案的理由：“仵作验得是烟毒，沈彩泉愣说是砒毒，在众目睽睽之下，当场干预，发生争执。大人做官四十多年，可见过这样的怪事？”

    “你的意思是传他来问，为什么干预公事？”

    “不是。”刚毅答说，“我要问他，凭什么说是砒毒，还有，爱仁堂店东，不肯承认卖砒毒，他软哄硬逼人家承认，是为的什么？”

    桑春荣心想，这件案子如果想要回护某一个人，确非易事，因为牵扯太多，从任何一条线索去追究，都可以拿原问官拉出来。这样一个接一个牵连不断，最后当然是归结到杨昌濬身上。为今之计，辨不胜辨，不如暂且搁置为妙。

    主意一定，换了副让步的神态，“好！”他点点头，“等我想一想。眼前还得你们三位费神，正本清源，拿杨乃武、葛毕氏的奸情审问清楚。”

    有此结果，做司官的即不便再争。三个人退下来又悄悄交换意见，大家的看法相似，桑春荣意在拖延，最好能就现有的范围中结案，无奈这是办不到的事。

    侦讯的范围必须扩大，是一致的结论。但所提出的做法各不相同，刚毅主张继续力争，不达目的不止；

    林拱枢则以为硬争不如坚持，结案是有限期的，到得拖无可拖，桑春荣就不能不尊重问官的意见。

    “两位的做法，都是正办，不论哪一种做法，最后都可以做通。不过，旷日持久，未免吃力。如果看清楚此案发生阻力的症结所在，因势利导，对症发药，则事半而功倍，可以有最圆满的结果。”

    “能有最圆满的结果，自是求之不得。”林拱枢答说，“想来成竹在胸，何不见示。”

    “此案的阻力，一是牵涉及于大员，本案一翻，杨制军、胡学使，皆有未便；一是碍于刘大令是宝中堂的同年，本部堂官，亦有顾忌。”

    “是，是！症结是了然了。请问，如何因势利导，对症发药？”

    翁曾桂觉得语言不便太显豁，想了一会儿，含蓄地说：“自下而上办不通，就只有自上而下了！”

    林拱枢与刚毅都会意了，是设法从极峰下降一股压力，迫使桑春荣就范。这个想法很好，“可是，”

    林拱枢说，“做起来不容易。”

    “缓缓图之，急亦无用。”

    翁曾桂是真的成竹在胸，所以出此闲豫的语气。林拱枢与刚毅，亦约略有所意会：他有个两朝帝师，已调户部侍郎的老叔翁同龢，是当朝的红人，必有斡旋之力。

    翁同龢到底是读书人，是非之心是有的；何况此案是从他手里驳回浙江的，如今各种证据，在证明他驳得不错，当然要尽力支持，才能实现初衷。

    此外他还有一种隐忧，自平定洪杨以来，各省督抚的权柄日重一日，自己练兵、自己筹饷、自己用人，往往在一切都有成议以后，方始奏报朝廷，名为“请旨”，实同“报备”，逐渐形成割据之势。而在朝中，皇帝只是一个七八岁的孩子，两宫太后虽能德才相济，到底深居禁中，昧于外势，国政全靠军机大臣撑持。

    恭王固贤，又全靠文祥做帮手，才能勉强对付得了一班跋扈的督抚。不幸地，文祥久病，终于在这年五月间去世。朝廷痛失柱石，益觉孤立难支，长此以往，大权旁落，成为所谓“强枝弱干”的局面，绝非国家之福。因此，翁同龢觉得削减督抚的权柄，是件比什么都重要的大事。而杨乃武一案之所以不肯迁就杨昌濬，亦正是借题发挥，在暗中为朝廷争权。

    这番苦心，如果不为恭王了解，任令桑春荣内顾宝鋆的面子，外受杨昌濬的嘱托，将一驳再驳，提京部审，闹得轰轰烈烈的这件逆伦疑案，弄出个虎头蛇尾的结局，不但成了个大损朝廷威信的笑柄，而且各督抚亦将因此而更轻视朝廷。这关系太大了！

    为此，翁同龢一直想跟恭王谈一谈这件案子，却苦于不得其便。因为恭王与宝鋆是密友，凡是翁同龢能见到恭王时，几乎总有宝鋆在里，无法深谈。这样一直到了八月初，才有一个机会。

    这天是恭王奉了两宫太后之命，到皇帝读书的毓庆宫来查问功课。这是常有的事，但每次都有宝鋆陪着，只有这一天是恭王一个人。在毓庆宫，师傅本月两位，而夏同善奉旨派充顺天乡试主考，料理入闱，不在书房，这样就更便于进言了。

    时候也巧，恭王来时，正是功课将完之时。等皇帝回宫进膳，翁同龢便说：“王爷，就在这里便饭，如何？”

    “好啊！”恭王欣然相许，并且吩咐侍卫，将两宫太后照例赏赐的食物取来，一同享用。

    恭王这顿午饭，一向很费工夫，因为，一则四更起身，五更上朝，到此时又饿又累，全靠从容享受一顿午饭，补充精力。再则，亲王仪制尊贵，王府中很少接待宾客，内廷行走的人有事要见他，或者恭王要约见什么人谈事，都是此时借杯酒相叙。翁同龢是深知这些情形的，所以入座以后，并不亟亟，只是陪着恭王把杯闲谈。

    谈来谈去，谈到左宗棠与李鸿章，微有酒意的恭王叹口气说：“左季高西征，要多少多少饷，无法筹措，只有跟洋人举债。举债要担保，李少荃又反对，联络沈幼丹一起密奏，变成跟朝廷为难。唉！不用他们不行，用了他们又不受节制！你道如何是好？”

    “是！”翁同龢乘机说道，“既然不用他们不行，就只有想法子加以节制。”

    “难！”恭王摇摇头。

    “不难！”翁同龢几乎是应声而答，针锋相对的意味显得格外重。

    “噢，”恭王很虚心地问，“倒要请教！”

    “朝廷自有纪纲，纪纲一立，草偃风从。纵有跋扈之臣，及时裁抑，他人自知警惕。”

    这话也无非老生常谈，了无异处。恭王便点点头，不再问下去了。

    见他是不以为然的模样，翁同龢心知正论失于空泛，得举实例，才能打动他的心。于是想了一下，故作惊人之语：“从来皇纲有失坠之虞时，必得杀大臣立威！”

    果然，恭王大吃一惊，“杀谁？”他问，“杀大臣可是绝非两宫所愿，而且时当承平，何由能杀大臣？”

    看他已倾注了注意力，翁同龢便微微笑道：“不是真个要行诛戮，略师其意可耳！”

    “这倒可以。”恭王很有兴趣地问，“如何师法？叔平，你倒画一条策看。”

    翁同龢不即答言，举杯相敬，对干了一杯，方始徐徐开口：“王爷，我先说段掌故你听。高宗慧贤皇贵妃是汉军旗，本姓高，这是王爷知道的？”

    “是啊！慧贤皇贵妃的父兄，不就是高斌、高恒父子吗？”

    “是！我要讲的，正是高恒的故事——”

    高恒是椒房贵戚，在乾隆初年，干过好些阔差使，乾隆二十二年任为两淮盐政，这是举国第一个肥缺，高恒当了八年之久。乾隆三十三年，整顿两淮盐务，高恒在任内除照例的陋规以外，额外贪污至数百万银子之多，事发定罪，高宗朱笔亲批“斩决”！

    其时军机领袖是孝贤皇后的胞兄傅恒，当时便为高恒求情：“高恒是高贵妃的胞兄，请皇上推恩，免他一死！”

    高宗立即答说：“贵妃的兄弟犯法，应当免死；皇后的兄弟犯法，又当如何？”

    一听这话，傅恒浑身发抖，面无人色，终其一生，战战兢兢，勤慎当差。这就是高宗驾驭臣下的手段。

    恭王听完，默默无语，好久才说了句：“若能破除情面，纪纲自然可立。”

    “是！是！”翁同龢急忙接口，“王爷真是一针见血之论。”

    “但是，这也需有机会才行，总不能无缘无故把脸去撕破。”

    “机会多的是，眼前就有。”

    “噢！”恭王想了一下说，“我想不起有这样的机会。”

    “杨乃武一案，就是机会！借杨石泉以儆督抚，是个好法子。无奈中间有关碍。”

    “什么关碍？”

    “就是情面。”翁同龢说，“此案须从余杭县下手，而余杭县刘某别有背景——”

    “啊，啊！”恭王脱口插言，“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知道其中的障碍是一回事，肯不肯动手移去障碍，又是一回事。翁同龢想了一下问道：“王爷，还想知道些什么？”

    “案情。”恭王只说了这两个字。

    这便很难回答了。全案经过，颇为复杂，一时哪里讲得完？只好再问一句：“莫非王爷对这件案子的始末，竟一无所闻？”

    “不是，你误会了！”恭王答说，“我是指案情中最要紧的地方。杨乃武是不是负冤？”

    “是的。”

    “那么，那个什么小白菜，也是冤枉的啰？”

    “正是。”

    “这么说，她丈夫不是她毒死的？”

    “不是。”翁同龢又说，“照目前审问所得的口供来看，死者究竟是被毒而死，还是病死，都大成疑问。”

    听得这话，恭王很注意了，“然而，何以初验、复审，都执定是中了砒毒？”他问。

    “这就非问余杭县刘大令不可了。不但要召刘大令到案，还得提尸棺到京，详细复检。”

    “噢！”恭王想了好一会儿，自言自语地说，“没有！没有看到刑部的奏折。”

    “关碍就在这里！刑部不能破除情面，所以至今还未复奏。”

    “这倒也不一定是情面上有关系，保全善类，朝廷责无旁贷。如果地方官平日奉公守法，偶尔有一两件事处置不当，亦不宜过于苛责。”恭王问道，“这余杭县姓刘的官声如何？”

    “那就不知道了！”翁同龢提醒他说，“军机章京中，杭州人很多，王爷何不找他们问一问？”

    恭王会意，余杭县官声不佳，只是翁同龢既非浙江人，又不曾亲履其地，不便直说而已。因而点点头想了一会儿，又问到杨乃武与小白菜。

    “案中两主犯，到底有奸情没有？”

    “这，这恐怕不免。不过，那是另一回事，不能说他们有奸情，就认定有合谋毒杀本夫之事。听讼如有此成见，天下将不知有几许人含冤负屈！”

    “嗯，嗯！”恭王深以为然，对他自己这一问，作了解释，“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而有妇人负此重谤奇冤，后世必以此推断我辈跋扈弄权，以致以两宫之尊亦竟不能庇护区区匹妇！所以，这一案，我一定要上奏请懿旨。如果小白菜果真清白，话就更容易说了。”

    “王爷能有这样的看法，顾及千年万世之名，实在令人钦佩。”翁同龢肃然起敬地说。

    “案情症结，我全明白了。不是我跟宝佩蘅私交很好，替他辩白，平心而论，他并无故意偏袒同年的心，至于他人如何想法，非他所能负责。我再跟他提一提就是。”

    光提没有用，翁同龢心想，得要宝鋆亲口交代桑春荣才好。这样想着，便即问道：“王爷打算怎么跟宝中堂说？”

    恭王反问：“你要我怎么说？”

    “请王爷关照宝中堂，能够对桑公有所表示，不须有何顾忌。”

    “那还不如我来交代桑白斋。”恭王答说，“宝佩蘅本来就未曾袒护刘某人，我那样说，似乎有疑他之意，不大妥当。”

    “是，是！”翁同龢急忙答说，“若得王爷亲口交代，当然更有力量了。”

    对于恭王交代的话，在桑春荣看，就等于是上谕。“不必顾忌”这句话，包括的范围很广，除了宝鋆以外，杨昌濬与胡瑞澜亦不在顾忌之列。桑春荣虽觉得人钱财，不能与人消灾，自不免疚歉，但既是恭王的特饬，事出无奈，亦有一句话可以推托。这样一想，内心也就释然了。

    于是他找了翁曾桂来问，案子审到如何程度？翁曾桂成竹在胸，不慌不忙地答说：“非提尸棺复检，并传刘锡彤、沈彩泉以及余杭县生员陈湖到案讯问明白，不能结案。”

    “既非如此不可，只好奏闻请旨。不过，做事还是要留退步，该当怎么样一个步骤，请你们好好商量，切忌冒失。”

    翁曾桂与林、刚二人商量结果，决定采取两个步骤：第一是咨行浙江巡抚，将陈湖列为被告，即行革去生员，监管解京；第二是奏请提验——刚毅毕竟找到一件成例可援，措辞就更方便了。

    奏折一上，立即便有了一道上谕：“刑部奏：承审浙江民妇葛毕氏毒毙本夫一案，援案请饬提验一折，着杨昌濬将余杭县知县刘锡彤，即行解任。其门丁沈彩泉暨葛品莲尸棺，派员一并押解送部。传令刘锡彤跟同检视，以成信谳。”

    这道上谕，并未交内阁明发，由军机处交兵部寄到浙江。读毕“廷寄”，杨昌濬知道乱子闹大了，心境十分沉重，同时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应付，唯有找幕友来问计。

    他的幕友，倒是谨饬识大体的人居多，都以为事到如今，唯有恪遵朝旨，谨慎将事。如今的责任是将刘锡彤等人及葛品莲尸棺“押解送部”，须防别生枝节。案内人犯，可能会畏罪自杀；检验尸骨结果，是刘锡彤祸福所系，或者会异想天开，移花接木。倘或出了事，必不为清议所谅解，而朝廷亦必有处分，在这件官司上先输了一招。

    杨昌濬此时的气概，已非昔比，也觉得凡事小心为妙。因此，特选了一个很能干也很靠得住的候补知县袁来保为押解委员；另外又派一个姓吴的候补知县去署理余杭知县。刘锡彤解任听勘的公事，就由袁来保与吴知县带到余杭，当面交付。

    两人轻骑简从到了余杭县，一直到县衙门拜访刘锡彤。等把公事交到他手里，刘锡彤颜色大变，袁来保少不得有番话安慰，说他只是暂时解任，而到京亦只是让他亲眼看着开棺检验，并非到案被讯，大可放心。

    这个宽慰的说法，目的是要将刘锡彤稳住。署理的新知县也很客气，请他的家眷仍旧住在县衙门里，自己另找公馆。不过印把子得要立刻抓住，当天就接了事，放炮升堂将接印的红布告贴了出去，随即传见刑房与礼房的书办，交代两件公事：第一件是提解葛品莲的尸棺；第二件是看管陈湖。

    葛品莲的尸棺一直未曾下葬，提解之前，先要加封，四道盖了余杭县大印的封条，由袁来保监视着，满浆实贴在棺身与棺盖接缝之处，同时派定差役，轮班看守。这是从未有过的事，余杭县立刻又轰动了，茶坊酒肆，无不以此为话题，虽然，此案的结果还不可知，但已是一片称颂朝廷圣明之声，大足以鼓舞人心了。

    至于陈湖，由于还具有秀才身份，新知县对他很客气。而袁来保跟他亦不曾对面，所以他内心虽然惶恐，表面却还能保持镇静，甚至为了表示自己与本案无涉，照常到他每天必至的春记茶馆去喝茶。

    “陈先生，”有人问他，“听说刘知县革职了？”

    “不是革职，是解任。”陈湖答说，“解任者暂时不当县官而已。”

    “为啥暂时不当呢？”

    “听说要押解葛小大的棺材到京里去。”

    “莫非葛小大的棺材还要打开来验？”

    “那就不知道了。”陈湖不经意地加了一句，“就打开来也验不出啥来的。”

    “何以见得呢？”

    “三年多，皮肉都烂光了。”

    “可是骨还在啊！”

    陈湖知道自己失言了。验毒本就重在验骨，他不能说，时隔三年，中毒的痕迹必已消失。如果这样说法，他人反问一句：你又不曾眼见，怎能断定毒迹必已消失？那时无话可答，便显得自己是明知葛小大非中砒毒而死。因此，他笑笑不答。

    但对方却不肯放过他，接着又问：“陈先生，都说爱仁堂的老板，本来不肯承认卖砒霜的，是你帮着刘知县逼得他不能不承认。可有这话？”

    “哪里来的这话，跟我毫不相干。爱仁堂姓钱的，弟兄两个，老大死了，老二还在，你们倒去问问他看！”说到这里，陈湖有些恼羞成怒了，狠狠将桌子一拍，大声骂道，“你简直胡说八道，混账之极。”

    就这时候，走来县里一个差人，拍拍他的肩说：“老陈，到衙门里去一趟。”

    这一下，不但陈湖，连旁边的闲人都觉诧异。县里的差人，一向称他“陈先生”或者“陈大爷”，至少也得叫一声“陈秀才”，何以此刻管他叫“老陈”呢？

    众目睽睽之下，陈湖的感觉自然很窘迫，便将脸一沉，气冲冲地说：“你是什么人，我不认识你！”

    那差人也变了脸，似乎对陈湖的态度，颇感意外，一时不知如何应付的模样。愣了一下，暴声说道：

    “姓陈的，你神气什么？从前你是秀才，现在不是了！知趣的，乖乖儿跟我走；如果不知趣，还以为是刘大老爷在‘马上’那样，县衙门里随你直进直出，你就错了！走！”

    陈湖一听“从前你是秀才，现在不是了”这句话，顿时矮了半截——别人不明白，他心中有数，“一报还一报”，就像当年杨乃武那样，自己的秀才身份必是已被革掉了。诚如所言，自己如果不知趣，一条铁链子一抖，套在头上，拉了就走，还不是白白吃个眼前亏？

    念头转得很快，不待旁人想透那差人的话，他已自找台阶而下，“走就走！”他霍地站起，“我倒不相信，为什么现在我不是秀才？”

    说罢，开步就走。那差人冷笑一声，跟在他身后监视着。陈湖的步子很从容，为的是要向差人表示，他很坦然，并没有开溜之意。这样由大街折入冷巷，他才站住脚有话说。

    “老哥，恕我眼拙，你贵姓？”

    “我亦姓陈。”

    “啊，啊，五百年前是一家，那就好说了。”陈湖拉过表情，用商量的语气说，“陈头，我们商量件事，我先回家通知一声，行不行？”

    “不行！上头立等回话。你快走吧，问过三言两语就放你回家，何必多跑一趟。”

    这是骗他的话，而陈湖没有不信的道理。到得县衙门，先在班房落座。往日到此，不管书办、捕快、皂隶见了他，多尊称一声“陈大爷”，敬烟倒茶，客气得很；这时都浑似素昧平生，面无表情地望望然而去之，谁也不睬他。

    见此光景，陈湖冷了半截，料知想打听也打听不出什么来，不必再讨没趣，只是默默地心里思索，新署任的知县会问些什么，自己应该如何应付？

    不一会儿，原差来唤：“跟我走！”

    一直走到花厅，这是他极熟的地方，不过，昔为座上客，今成阶下囚，一进花厅，便听值堂的皂隶唱道：“见大老爷磕头！”

    这就证实了自己的秀才已被革，不然皂隶不会这样说——秀才见县官，只打躬不磕头。公门中人，不能不知道这个规矩。

    话虽如此，陈湖却不肯就此承认，仍旧朝上作了一个揖，口中说道：“晚生陈湖，参见老公祖！”

    新知县人很平和，平静地答说：“听你的口吻，还以秀才自居。陈湖，你的秀才革掉了，公事已经到县。”

    “噢，噢！”陈湖心乱如麻，明知该下跪见礼，但两条腿木强万分，就是弯不下去。

    幸好，新知县并未迫他行百姓见父母官的大礼，只问：“你的号叫竹山？”

    “是！不过，”陈湖恭说，“本县还有两个陈竹山。”

    “同名同姓的多得很。只要你是陈湖，号竹山就是了。你知道不知道，你为什么被革掉秀才？”

    “不知道。”

    “好！我让你知道。”新署知县喊道，“请袁大老爷！”

    于是，袁来保被请了出来，坐在炕床上首的客位上。照例亦问一问陈湖的姓名年籍，然后告诉他说：

    “刑部有公事，你牵连在葛毕氏谋杀亲夫一案之内。逼迫爱仁堂店东承认卖砒霜给杨乃武，情节确凿无疑，所以革掉你的秀才，解到刑部，归案审办。”

    听得这一说，陈湖才知事态严重，顿时觉得头上冒汗，“这一说，”他问，“我变了犯人？”

    “一点不错！”袁来保转脸对新署知县说，“此人要费心寄押在贵县。”

    “是，是！”

    “大老爷，冤枉！”陈湖极口喊道，“我不过是刘大老爷托我开导爱仁堂的老板，案情缘由，全然不知，若说其中有弊，应该是刘大老爷的责任。”

    “刘大老爷解任听勘了。”

    “还有他的门丁沈彩泉呢？”陈湖问道。

    这一质问，袁来保一时无话可答。因为谈情节，论责任，沈彩泉比陈湖更重，陈湖是犯人，沈彩泉又何能不是？但刑部给浙江巡抚的咨文，只提陈湖，未提沈彩泉，袁来保并无权力将他亦当作犯人。不过，上谕中有“门丁沈彩泉暨葛品莲尸棺，派员一并拘解送部”的话，袁来保认为沈彩泉虽无犯人之名，而在处置上，却有犯人之实。

    这样一想，觉得倒是被陈湖提醒了，当即答说：“沈彩泉亦要拘解到京，并不能置身事外。”

    陈湖再也没有可抗议的了。他知道争亦无用，袁来保并非问官，只是奉命拘解人犯，自己是否犯罪，唯有到刑部申辩。反正由余杭县到京，这趟苦头是吃定了。

    收押了陈湖，袁来保又请新署知县，派人看管沈彩泉。这件事很容易办，不必传沈彩泉，只交代刑房书办，沈彩泉虽非犯人，但奉旨“押解送部”，所以不能不看管。倘有疏虞，不是寻常事故。责成刑房书办，监督差役将沈彩泉禁制在班房中，日夜派人看守，防他畏罪自尽，亦要防他为人谋害灭口。

    所谓“为人谋害灭口”的这个“人”，当然是指刘锡彤而言，因为沈彩泉是此案的关键人物，砒毒之说，即由他而起。此人一死，再无对证，刘锡彤便可饰词搪塞，减轻责任，所关不细。

    陈湖下监，沈彩泉被严密看管，刘锡彤益发自危。不过，有何责任是到京以后的事，眼前的面子已被撕破，启程之日，百姓围观笑骂，这场羞辱，一想起来，便觉心悸。

    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老着脸皮去向押解委员说好话，讨个方便，让他悄悄先走，在省城等候袁来保，看是如何北上，再作商量。

    这使得袁来保很为难，他跟刘锡彤素昧平生，不知道他的性情，也不知道他是否信用。倘或到了省城，出何差错，自己的责任不轻。难的是这番顾虑，不便明言。

    不过，他在浙江官场有“能员”之名，做事既稳妥又漂亮。多想一想，便有了计较。当即不慌不忙地问道：“刘大哥在省城可有公馆？”

    “哪里敢在省城里再立个门户，多一份开销？”刘锡彤苦笑道，“只好找个小客栈暂住一住。”

    “那太委屈了。”袁来保说，“刘大哥如果不嫌怠慢，就在舍间下榻好了。”

    “不，不！没有这个道理！万万不敢打扰。”

    “刘大哥见外了！患难相扶，要朋友做什么呢？”

    穷途末路之际，以彼此绝不相同的地位，刘锡彤听得这两句话，又是一口一个“刘大哥”，真有感激涕零之感，觉得再要推辞，便是不通情理，当即一躬到地，抬起头来时，两行热泪滚滚而下。

    “刘大哥，不必如此。”袁来保说，“这样，我想明天上午动身。刘大哥如果要避人耳目，最好天不亮就走，我派我的听差袁凯陪着刘大哥到杭州。我们下午就可以见面了。”

    “好，好，准定如此。”

    于是第二天五更时分，一叶轻舟，悄然发航。袁凯名为陪伴引导，其实奉有主人的密命，监视着刘锡彤，到了杭州，在袁家暂住。刘锡彤送了一份礼，东西不多，但极贵重，是一支吉林老山人参与一挂蜜蜡朝珠。

    傍晚时分，袁来保也到了。回家之前，已办了好几件公事。第一件是将葛品莲的尸棺，连同陈湖、沈彩泉请钱塘县看管；第二件是谒见藩、臬两司复命，决定尽快启程进京。

    “刘大哥，”他说，“尸棺笨重，起旱不便，只有走水路，打运河到了北通州再说。冬天水浅，总要毛两个月才到得了。”

    “是！”刘锡彤说，“有一年，我公差过京，也是冬天由水路走，实足走了七十天。”

    “水路很辛苦。沿路又有公事交代，麻烦得很。所以我跟上头说，刘大令可以不必吃此辛苦，请另外派人陪着，由上海经海道进京。哪想到，上头另有意见。”

    “噢，”刘锡彤急急问道，“上头怎么说？”

    “说是上谕，着刘某人跟同监验，这样就该人不离棺，棺不离人。不然，检验的时候，如出了什么疑问，刘某人说，尸棺长行，他没有在一起，或许是掉了包，亦未可知。那不是麻烦？”

    “哪有这样的事？”刘锡彤气冲冲地说，“真把我看成什么人？”

    “不过，对我来说，倒是得其所哉！”袁来保微笑着说，“漫漫长途，旅况寂寞，得有老兄做伴，一路聊到京城，那是太妙了！”

    听这一说，刘锡彤的不快消失无余，急忙答说：“正是，正是！我是因为大府苛刻，一时气昏了，竟忘了经随老哥，畅叙到京，亦是一桩乐事。”

    于是，商谈旅途的细节。这当然要配合公事，而“提解”人犯，在《钦定六部处分则例》中，有极详细的规定，其中有一章叫作《递解人犯通例》。像这一案，既是钦命提解，又指明说派员押解，与寻常只派官差“递解”不同，适用“解送紧要官民重犯”之例。至于解送尸棺，如何处置，虽无明文规定，自然亦是比照“重犯”办理。因此，袁来保向藩司陈明，在城守营拨了一名把总，八名兵丁，另由钱塘县拨出四名差役，一共十三个人，都归他指挥差遣。

    解送人犯，亲属照例可以同行，当然是自己花钱，不但沿路食宿自理，而且还得供应官差，以免被解送的人犯受苦。如果犯人的家境不坏，特别是纨绔子弟犯了人命重罪，押解归案，这趟解送的差使，就颇有油水可以掏摸。可是，这一次的差使，情况很特殊，犯人只有陈湖一个，沈彩泉只好算半个，刘锡彤的身份更不分明，此外只有一具尸棺，而葛家并无任何人伴送。至于押解的官兵差役，总计倒有十四人之多，藩库所领的盘缠有限，明摆着是桩必须赔累的苦差使。

    刘锡彤久任州县，此中曲折，十分明了。照整个情况，事由己起，陈湖的境况并不好，且有个儿子随行，张罗自己的两份盘缠，已很费劲，哪里还有余力去贴补官差。想来想去，自己义不容辞，但亦不肯全解私囊，写封信给署任知县，表示自己解任赴京，跟同复验葛品莲的尸棺是公差，尸棺笨重，须多用人夫照料，要求多拨差费。

    州县官有个多年相沿的规矩，后任顶替前任弥补亏空，但离任以后，除非家属回乡缺少盘缠之类的情形是个例外，否则是相应不理的。不过，刘锡彤的情形又不同，解任听勘，照例并不开缺，虽然看样子刘锡彤的职是革定了，但就此时来说，他仍是余杭县在任，所以要拨差费，无可拒绝，拨了二百两银子。

    刘锡彤自己又凑上二百两，打成银票，用红封套封好，亲自送给袁来保。有此一番“意思”，自然更蒙礼遇，袁来保请刘锡彤合坐一条官船，坐卧都在一起，俨然两名押解委员。

    他的门丁沈彩泉连同也沾了光，与把总称兄道弟，混得极熟。陈湖可就不同了，是住在装运尸棺的船上，而且加上手铐，幸好还有个儿子照料，但父子俩每天愁颜相向，境况亦很凄惨了。

    一共三大一小四条船由杭州循运河开航，当天到了海宁，泊舟过夜。照定制，这三大一小四条船的安全，便得由地方官负完全责任。

    泊舟之处是个小镇，虽属海宁州管辖，但离吕留良的家乡石门县反来得近，所以，袁来保除了派人向海宁州投文，缴验通行及要求支援供应的“勘合”与“火牌”以外，另以私人关系跟石门县打交道——石门知县余丽元是他的好朋友，得到信息，立即派了典史带着差役来料理，人犯寄监，尸棺加封条，随从的膳食，都不用袁来保费心，还派了轿子接引他到县城叙旧。

    “刘大哥，”袁来保很诚恳地说，“一起去看看老余。”

    “不，不！”刘锡彤连连摇手，“你一个人请吧！我跟余大令不熟，未便作不速之客。”

    “那有什么要紧？我跟老余的交情够得上。莫说彼此同官，就是不相干的人，只要我带了去，他亦一样竭诚招待。”

    “是，是，多谢盛情。我还是留在船上的好。”

    “何必固执？你不去，我也不去！”

    “那没有这个道理。”刘锡彤不安地说，“一路相处的日子正长，老兄这样客气，就是见外了。”

    “不是客气。讲好做伴同行的，我一个人去逍遥，留下你在船上，于心何安？”

    照道理说，袁来保如此坚持，刘锡彤应该勉为其难。但他实在有隐衷，让袁来保逼不过，只好吞吞吐吐地透露了。

    原来他是怕人问起杨乃武的案子。这是他痛心之事，最好不谈，但如筵前提起，不能不答，而以身份尴尬，措辞颇为不易。

    “老兄倒想，在这种情形之下，盛馔当前，亦难下咽。结果呢，说一段传奇为人下酒，而我在那里受罪。何苦来哉？”

    这最后的一个结论，说得相当坦率。袁来保深为同情，当即抱歉地说：“刘大哥有此苦衷，我竟不曾想到，是我的疏忽。既然如此，我谢绝了他。”

    “不，不！那一来又增加我的不安。你还是应约的好！”刘锡彤拱拱手说，“只望谈到杨案，替兄弟略留余地。”

    “言重，言重！”袁来保想了一下说，“好，我就去一趟。”

    上岸坐轿到石门，一回一往得要两个时辰，加上宴叙的时间，刘锡彤估计他起码要到二更时分才能回船。谁知刚刚起更，袁来保就回来了。

    “何以如此之速？”

    “我坐得一坐，就告辞了。”袁来保答道，“我跟老余说了老实话，有刘大令同行，我邀他来，他不肯。只想早点回去，如果你肉痛这一桌菜，我有个法子，不如拿食盒盛了，让我带回去，跟刘大令一起享用。老余当然同意，还送了一坛五十斤的好花雕，我们可以一路吃到江苏。”

    刘锡彤大为感动，“老兄这样子待人，实在不能不教人感激。可是，”他说，“我又不懂，老兄为什么这样子待我？”

    这话问得很率真，但袁来保却决不可说实话，一说实话就不值钱了。第一，是防着刘锡彤暮年而有此一场祸事，忧急羞愤，一个想不开，寻了短见。自己既要干这一桩漂亮差使，就得百端譬解，多方抚慰，才能将他安安稳稳送到京城。第二，是看这四百两银子的分上。第三，是上峰交代过，要多加照应。而最重要的是第四，刘锡彤是宝鋆的乡榜同年，这座靠山很硬。倘若无事回任，他自然感恩图报，会替自己跟宝鋆拉关系；即或不免落个革职的处分，或者罪名更重于此，但一路照料之德，他是不会忘记的。甚至不必他开口称颂，宝鋆知道他如此关顾穷途落魄的刘锡彤，心里亦会感动，自己出一封八行给浙江大僚。那一来署缺就有份了。

    这四个原因，论起来都是出于私心，说穿了不值半文钱，将自己一路所花的心血消折得干干净净。因此，他只笑笑说道：“刘大哥，你何必这么认真？四海之内皆弟兄，何足挂齿？”

    “不然！不然！世态炎凉，像老兄这样古道热肠，我又何能不认真？”

    “算了，算了！刘大哥你不必再说，再提就见外了。”

    刘锡彤沉吟了一会儿，慨然说道：“好！我就不提，横竖我心里知道就是。”

    船到通州张家湾该起旱了。好办，陈湖跟沈彩泉往刑部一交，自己跟刘锡彤住客栈。差官兵役，让他们搭“回空”的漕船回去。可装着葛品莲尸首的那口棺材难办。

    好的是自己雇来的船，多停一两天不要紧。袁来保泊舟已停，上岸去拜访州判，亲自投文。那位州判姓赵，恰好是安徽小同乡，叙起来还沾着点一表三千里的亲，彼此以“老表”互称，话就好说得多了。

    “老表，我在通州前后十二年。通州这个码头，南来北往，往来各省各式各样的差使都见过，像你这一趟，却是初见。”赵州判说，“京城里规矩大得很，你这样抬着一口棺材起旱进京，只怕到处都有人打你的官腔，找你的麻烦！”

    “说的是！”袁来保笑道，“总算我五行有救，遇着你老表，这没啥可说了，一切仰仗！”说着，拱拱手作了个大揖。

    “当然，当然，我替你想办法。”赵州判说，“城里不准进棺材，京城里这个规矩更严，除了梓宫，哪怕亲王死在京外，都不准抬棺材回王府治丧。像你的这口尸棺，势必至于只有在外城找地方安置。明天一早我派个人陪你进京，你先到刑部去接好头，人交何处，棺材抬到哪里？回来我替你找伕子，再派八个兵送了去，一趟头都把它办妥。你看好不好？”

    “怎么不好？比我自己想得还好！”袁来保又是一躬到地。

    于是第二天一早，由赵州判派了一名熟谙各衙门规判的职差，陪着袁来保进京，直投刑部浙江司，由林拱枢接见。看过公文，听明来意，觉得袁来保顾虑周详，很会办事，不过，尸棺停在何处，却无法给他确实的答复。

    “老兄知道的，刑部没法子替你找地方。遇到这种由刑部复审的案子，照例通知大兴、宛平两县办差。”

    林拱枢停了一下说，“老兄这趟公事，沿路各州县都要帮忙的，你先找地方官，办不通再想法子。如何？”

    “见教甚是！地方官当然要找的，没有地方官验印，也交不了差。不过，我有个想法，也是为了刑部将来方便，说出来请阁下指教。”

    “是！是！请赐教。”

    “我先请问，开棺检验之日，刑部各位大人，是不是要到场？”

    “当然！钦命案子，本部六位堂官，都要到场的。”

    “检验以后呢？是不是当时就审？”

    “是的。当时就要审问。”

    “既然如此，得要找一个大地方。”袁来保说，“阁下请想，六位堂官，就是六张公案，还有各位承办的司官老爷，地方小了，转身不开。而且，此案人犯众多，再加上开棺检验，说不定还要安置火炉，上笼蒸骨。那得多大一块地方？”

    “啊，啊，说得是。”

    “还有，此案在浙江轰动一时，这一趟，沿路也有人打听其事，料想刑部六堂亲临检验复审，一定会招来无数看热闹的人。所以这个地方，不但里面小了不行，外面四周也得空旷，才能容纳得下那许多看热闹的闲人。”

    “嗯，嗯！老兄想得很周到。”林拱枢踌躇着说，“这个地方倒不容易找！钦命案子又有限期，似乎非着落在大兴、宛平两县头上，上紧去找不可。”

    “阁下既是如此打算，我倒有个想法：尸棺挪动亦很麻烦，不如等部里找停当了，我遵示谕将尸棺押送到指定地点。省得移来移去，徒费周折。”袁来保又加了一句，“这是两便之事。”

    的确，这是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的事。林拱枢明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