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世胄（四）

    自陕西大规模民变以来，大明朝中对弭平流寇的态度始终分“剿”、“抚”两派。崇祯帝性格刚烈，即位后一直奉行“剿杀为主”的策略，故此坚持强硬剿贼的地方官员诸如洪承畴、卢象升、陈奇瑜、孙传庭等文武均先后受到提拔重用。在朝中，亦有以杨嗣昌为代表的鹰派朝臣得受宠信。

    去年四月，因张献忠、马守应及罗汝才等流寇东犯乃至南直隶，朝议皆以为要剿平流寇，必须先困其势，一如提壶打水，若壶破水溢，则覆水难收。杨嗣昌殚精竭虑，提出了“四正六隅十面张网”之策作为“大举平贼”的指导性方针。大体计划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为四正，四巡抚分剿而专防；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六隅，六巡抚分防而协剿，是谓十面之网。此外更有总督、总理随贼所向，专事征讨。

    早在万历四十六年九月，由于辽东军费用度激增，朝廷便决议在每亩田地原有征收定额的基础上，加派三厘五毫。次年十月，又加派三厘五毫。至第三年三月，再加派二厘。三年累加每亩加派九厘税银。到了崇祯三年，时任兵部尚书梁廷栋请“乃于九厘外，亩复征三厘”，如此一来，截止本年，只辽饷一项，便增加至九百万两。

    而今明廷因此“十面张网”之策需增兵十二万，兵费腾升。故而在崇祯十年改因粮为均输，照旧粮额每亩加征六合，每石折银八钱，并加征银一分四毫九丝，全国上下合为三百三十万两，称为“剿饷”。

    辽、剿二饷统共征收一千二百余两，于百姓而言自是严酷盘剥，反观明廷，压力亦不算小。迫于现实，考虑一味剿杀成本过大，崇祯在与阁臣、心腹讨论磋商后，最终定下“剿抚并施”的策略。

    实际上，杨嗣昌并不赞同这种做法，他认定对于流寇，只有除恶务尽一条路。最初卢象升受诏北调，推荐候补人选时，杨嗣昌准备推荐第一人选的是现任四川巡抚、以酷烈著称的傅宗龙，但不想熊文灿走了宦官的路子内定了席位，他才临时改荐。

    虽然表面上看杨、熊内外同气连枝，但二人的对付流寇的立场其实南辕北辙。熊文灿不善将兵筹谋，短于征战，故此从东南调任至人生地不熟的湖广、河南着实信心不强。崇祯十年九月，他在上任途中路过庐山，与善僧空隐和尚曾经有过对话。当时空隐直截了当说：“公误也。”并以“公自度所将兵足以制贼死命乎”、“然则诸将有可属大事、当一面、不烦指挥而定者乎”连问，熊文灿皆不能答。最后只能当着空隐的面跪在佛像前祈求“抚”策奏效，甚至表示若最终成功，愿意余生削发为僧。但空隐也摇头说出“吾固知公策必出于抚；抚之诚善，顾流寇非刘香比，慎之”的话。

    熊文灿本希望以在福建招抚郑芝龙的经验继而招抚流寇，但这样的想法即便是被招抚的流寇，也嗤之以鼻。张献忠就笑着对部属说过“此欲芝龙我也”、“是欲刘香我也”之类的话。他能明白，对熊文灿的心思，杨嗣昌等人也不会瞧不明白。

    所以，在朝廷方面主观与客观的双重压力下，熊文灿不可能做到对所有流寇一视同仁，尽数招抚，不得不接受“抚”中带“剿”的现实。但是这种“剿抚并施”的策略却没有一种统一的尺度或者标准，这也直接导致了当下各地主“剿”与主“抚”的管理，包括熊文灿在内各地巡抚基本上都是按照自己的主张分别去“剿”、“抚”。

    换言之，一家流寇能否被朝廷接受招安，不靠别的，很大程度上靠的是私情门路。这也是当初赵当世选择接受张献忠的邀请的关键所在。过了这村没这店，那时候若不接受招安，很有可能就此错过机会。

    相对的，流寇中有人被“抚”，就得有人被“剿”。随着刘国能、张献忠、赵当世等大寇先后受抚，明廷取得了楚、豫间博弈的主动权，加之近期陕西的李自成亦势衰，明廷实无必要继续糜耗财力精力去招抚那些他们认为不太重要的流寇。更进一步说，在明廷的计划中，如马守应、罗汝才等辈，是要除掉的。

    张献忠能降，马守应等又何尝不想降？但事实很残酷。

    二月，混十万马进忠等部败于郾城。三月曹操罗汝才等十余家大败于光山、固始间。四月老回回马守应等部再败奔逃，马进忠本人头中一箭。四月马守应、马进忠等分别向湖广、河南方面官军请降，均遭拒绝。本月，河南方面复行进剿，马进忠等逃散，后会和唐县。自崇祯十一年伊始，尤其在刘国能、张献忠等投降后，马守应、罗汝才乃至小一级别的流寇票帅们都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自己很有可能遭到了抛弃，遭到了朝廷的抛弃，也遭到了昔日袍泽战友们的抛弃。

    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一度对侯大贵面露凶光。他们不忿，他们忧惧。

    既然一时半会儿降不了，那么为今之计只能继续抱团取暖。罗汝才自己降不了，又为防止手底下人被他人勾诱，分化军势、动摇军心，故下达了除他以外严禁所有人私自与官军接洽的军令。贺锦、蔺养成、李万庆、刘希尧又如何不晓得这规矩，面对咄咄逼人的常国安，他们哑口难言。

    当其时，常国安将刀沉沉放在桌案上，仿佛下了号令，左右兵士齐跨一步，似要将在座几人绳之以法。

    岂料侯大贵忽然将手一立，喝止道：“且慢！”

    常国安凝眉问道：“阁下有什么想说的？”

    侯大贵回道：“山神庙远近数十里荒无人烟，形势全在老常你掌控中。既如此，又何必着急要将我几个请回营去。坐下再谈两句不打紧吧。”

    常国安笑道：“我不着急，罗大掌盘子急。”

    侯大贵撇撇嘴，呼口气道：“他是他，你是你，他急，你何必跟着着急。”

    一听这话，常国安心中一震、瞳孔微放，但故做淡定道：“阁下的话，我听不太明白。”

    侯大贵笑笑，道：“向年在川中，听闻老常你是赫赫有名的摇黄十三家之一，无论实力、声望，都属上乘，本大有可为。缘何就抛却苦心经营的根基，执意出川了？”

    常国安脸一暗，正想说“还不是拜你赵营所赐”，但转念想若这么说了，却是自认输了赵营一阵、矮了赵营一头，于是转言道：“形势有变，我也不过顺势而为。”

    侯大贵“哦”一声，点点头道：“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我姓侯的粗犷，倒也明白这个道理。袁韬愚蠢刚愎，为他效力，不是老常你的格局。”说着，问道，“你前面提到‘形势有变’四字，我也觉如此。识时务者为俊杰，我营当年若未见机行事，想来亦难有今日气象。”

    常国安冷笑道：“论抓机会，无出贵营右者。”

    贺锦抽冷子道：“你也不差。在川中是大掌盘子，来了湖广也是罗掌盘子面前红人。”

    侯大贵知道贺锦等人性子直，怕几句下去双方又得急眼，立刻讲话支开，道：“老常客气。我这里有个疑问想听听你高见。”见常国安情绪尚属稳定，才接着道，“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咱们都不必再提，只看当下楚、豫间形势，于诸家义军怎地？”

    常国安闻言，看了看贺锦等人，这些人都侧头歪脑、闷闷不乐，略略思索乃道：“尚可。”

    侯大贵道：“尚可？然而我适才与左金王他们交谈，听说形势不容乐观。”

    贺锦忍不住道：“老常你也别睁眼说瞎话了。从河南流到湖广，短短几个月，咱们打赢过哪怕一仗？别的不说，只说你手底下的崽儿，年前万把人有吧？现在还剩多少？有没有三千人？倘这些都算尚可，那你的胸襟，俺佩服。”

    李万庆、蔺养成、刘希尧听罢皆笑，蔺养成更端起酒碗道：“看不出老常还有这份气度。就凭这儿，我敬你一碗，为咱们往日的争执道个不是。”

    常国安脸上青一阵红一阵，半晌没说出话来。侯大贵说道：“我家主公虽说身份暂变，可实则仍心念诸家义军。近段时日各位兄弟日子不好过，他也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老常，咱几个都是兄弟，明人不说暗话。”

    常国安默然不答。

    侯大贵又道：“闯塌天、八大王、闯将先后皆降。遍数当前我义军，尚自坚持的只有闯王、老回回、曹操三大家而已。兄弟不才，略有些靠得住的渠道，陕西的闯王面对洪总督、孙军门等，内外交困，颇显狼狈，已有日薄西山的征兆。”对于李自成的情况，常国安、贺锦等人都多多少少有了解，知道他并没有诳言，各自点头。

    “而回顾我楚、豫，义军连败，大老连降，元气已不复往昔。且官军增兵围攻甚急，在北有左良玉、张任学等，在南有许成名、龙在田等，俱久战名将，实非易与。形势对我义军而言，非但不是‘尚可’，而是“危急”了！”侯大贵唾沫横飞，“常言都说‘善恶有报、天道轮回’，这起落胜败之数本来就难说。老闯王死后，我义军势渐衰，正该是偃旗息鼓、潜心蛰伏，一味逞强硬来，折腾这两年结果如何诸位也都看到了。”

    常国安攒眉圆眼道：“阁下话里有话？”

    侯大贵道：“几位都是聪明人，自知在下想说什么。”继而咽口唾沫，“大明合当该亡，只不过毕竟立朝二百年来年死而难僵。大丈夫能屈能伸，他强而反扑则我等暂退，这样才算明智。忍得一时，只需静俟其变，趁势而起，必见月明。”这些话，有很多都是从赵当世以及昌则玉等处听来学来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与这些人待久了，耳濡目染间潜移默化，侯大贵自身的眼界和境界同样上升不少。

    常国安良久不语，还是蔺养成心急，嚷起来：“八大王、闯将倒是能屈了。可就我等想屈也屈不成，如之奈何？”李万庆与刘希尧也各叹气。

    侯大贵抬眼一看常国安，对方没说话，便提振了声音，将头前没说完的话继续说了下去：“在下奉命来承天府与众兄弟相见，怎能不带礼物？”说完，以目示意李延朗。

    李延朗紧抿双唇，立刻摘下腰间行囊，从行囊内取出一绸缎包裹。

    “这是......”贺锦等人面面相觑。

    李延朗继续拆开绸缎包裹，绸缎铺陈开，众人齐望过去，只见里面包着的，却是一沓手折。

    侯大贵这时霍然起身，对众人抱拳，洪声道：“我家主公念旧谊，已为诸位请下朝廷赦免。这些全都是空白告身，已经盖好了朝廷各级符印。现各位只需轻轻点个头，一眨眼功夫，将各位名字填上去，各位从此便是大明朝敕封的官军了！”

    话了，满座皆惊。

    侯大贵转对常国安道：“老常。我家主公公私分明，不是嫉贤妒能的小人、也不是睚眦必报的小心眼。你既然到了这里，便是有缘。世事难料，一切随心而动，又何必拘泥不化，强要为那罗汝才卖死命，奔那无路可走的前途！”

    常国安口干舌燥，身子微颤，数次欲语，可就是说不出话。

    侯大贵叹口气道：“罗汝才纵横江湖十余年，早有自己一票兄弟。老常你再卖命，难免是个外来户。与其挤破头去争那一席之地，还不如为自己拿个主意。”

    这实在算诛心之言，想当年在袁韬手下，常国安日夜忧愁的一个核心因素就在于自己非袁韬嫡系。即便凭着实力能取得地位，但袁韬始终难以彻底信任他。信任与否，不在于表面，而在于感觉。而长期合作乃至相扶相依的来源就在于信任，没有信任，仅是利用关系，人心难安。

    同样的，常国安很清楚，罗汝才之所以用他，只不过看上了他心思缜密、善于领兵的才干。要说核心机密与决定性方针，是从来不会邀请他参与的。被当成工具利用的滋味不好受，常国安不踏实。但若是能归附朝廷，那么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他不必再为了苟活而依附任何人，纵然偶尔要依靠别人，那也只是在拥有独立性前提下的合作了。

    庙外不知何时下起了酥雨，庙顶残破，细雨凝在瓦上，顺着缝隙滴落至庙内众人围坐的桌案上。几滴打在常国安的刀上，侯大贵瞅了瞅静立不言的常国安，轻咳一声，伸手去拿那刀，余光中常国安的脸明显抽动了几下，却终究没有阻止。

    “刀是好刀，可别被雨水打湿锈蚀咯。”

    侯大贵故作淡然，“咣梆”将刀从桌上拿起，递给常国安。常国安双目紧紧盯着那刀，犹豫片刻，伸出了手。